从山大毕业已经41载了，自己也过了耳顺之年，但在校四年一幕幕凡人琐事的场景，却仍然不时回荡在在我的眼前。

一、初入校园的错愕

1978年2月27日晚上5点多，我在兖州换乘了到济南的火车，作为录取新生去bifa必发报到。车厢里拥挤，嘈杂，空气浑浊得令人窒息。还好找到了一个座位。看着黑忽忽的窗外，听着哐当哐当的车轮声，心里不免有几分忐忑、期待和紧张。火车开得很慢。三百里路程，足足跑了三个半小时，9点多才到济南火车站。车过白马山以后，铁路逐步由南向东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，但由于夜黑的缘故，我并没发觉，于是在出站时把面向正南的出站口看成了朝向正东。尽管后来我在意识上明白了，但在感觉上却始终没有转变过来。至今出入济南站，只要一进车站广场，看到的出站口仍然面向正东。人未到，向先调，使我的大学生活还没开始就增加了一个小插曲。

校车带着我们驶离了济南火车站，沿途的灯光逐渐变得稀疏暗淡起来。在黑暗中转了几个弯以后，终于看到汽车开进了一个大门口，大门右边儿只有一个门垛而没有院墙，后来知道原来是新校区北大门。等校车到达文史楼经济学系迎新点时已11点多，学校党委常委、经济学系党总支书记刘立魁，还在带领着几位老师和75级学兄学姐们迎接我们。在办理完必要的报到手续以后，刘书记亲自帮我扛着行李，把我送到5号宿舍楼106房间。刘书记平易近人，毫无架子，并且亲自帮我扛行李，这使我非常感动。45年过去了，这份感念和敬重至今仍萦绕于我的心中。

几天以后，对山大新校的面貌有了点初步了解。学校坐落于济南市城乡结合部的东郊，1958年陆续从青岛搬迁过来以后，整个教学园区只有文史、化学、数学三座教学楼，另有六栋3至4层的宿舍楼、三所瓦房食堂和一处功能很不完善的体育场，而数学楼自建成后还未启用。除了学校西面和体育场周边有几段围墙外，其他地方都处于开放状态，与校外菜园麦地连成一片。校园内菜农、羊倌、贩夫走卒自由徜徉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更夸张者，还有大批乞丐从四面八方坐着公共汽车来食堂讨要饭菜。途中有人打问，则公开宣称：“到山大要饭去！”此番景象令我感到非常错愕，也不觉有点气馁和失落。这与我在书上看到和听人讲到的恬淡幽静、书香浓浓的大学校园差距也太大了吧？

当然，再看看今天的新山大，真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。

二、学习中的囧和趣

经过几天的入学教育，期待已久的大学课程正式开始了。第一学期开设的课程都是公共基础课（现在称通识课），包括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高等数学、英语等。由于高中毕业已五六年，再回到课堂上很不适应，脑子老是开小差儿，听讲不得要领，笔记也记得乱七八糟，开学好几周还没找到北。特别是高等数学课更是听得很累。本来自己在中学阶段数学课学得是比较好的，平时和期末考试得满分都是很轻松平常的事。但听高等数学课，总是感觉跟不上条，费了很大力气，也只是满足于完成作业和期末考试过关而已。仅从这一点就可看出大学与中学的重大差别了。

当然收获和快乐也是有的。除了完成平时课程学习要求以外，我就把一部分业余时间用来看小说。四年间，主要利用每天午饭后和晚自习前各一小时左右，坐在操场边杨树下和农田田埂上，阅读了近百部中外经典小说和名人传记等作品（当然相当一部分是快餐式领略），多少填补了一些过去因农村条件所限而导致的短板。

学习中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情，是第一学期期末政治经济学的考试。这门课程是我们班的学科基础课，系里很重视，确定用口试方式进行。拟定大约200道题目，捻成60多根小纸棍，考试时每人一根，现场随机抽取。对这种全新的考试方式，大家感到既新鲜又紧张。复习过程中不划重点，不出复习题，只能整天抱着厚厚的作业本和徐禾编写的教材漫无边际地背诵。抽签确定我的考试顺序是第一天下午第一名。我匆匆吃完午饭，在操场边树荫下看了一会儿小说进行放松，然后留了一个多小时午睡。由于心情过于紧张，躺下许久不能入睡，赶紧起来吃了一大片儿安宁。过了半天仍无睡意，只感觉心脏跳得砰砰作响，于是起来又吃了一片儿，后果你自然懂得了。考试预备时间已到，而我迟迟没有到场，老师让人去催，结果我还在沉沉大睡。被同学（不记得是谁）从床上拽起来，迷迷糊糊跟着往考场跑。到考场抽了签，主考老师（不记得是谁了）交代了注意事项。我的脑细胞被高度抑制，抽到的题目和老师的交代都恍恍惚惚。只记得陈述完答案后，一老师问我，“什么是价值”？我回答“抽象劳动的凝结”；“什么是价值实体”？我回答“抽象劳动”；“二者有什么区别和联系”？怎么回答的就没有记忆了。最后总评成绩“良好”。这次考试给了我很大的刺激，它使我不仅明白了学习态度和方法的重要性，而且进一步认识到要注重弄清政治经济学概念、范畴的本质和相互联系，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转化的过程和机制。这一认识影响了我之后几十年的工作过程。我每次开始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时，面对我的学员和学生们，都现身说法地特别强调，一定要学会抽象思维和咬文嚼字的功夫。

大学四年，我用功最多，也感到收获最大的一门课程，当属马家驹老师所讲授的《资本论》第一卷。马老师的讲课，思想深邃，思维敏捷，逻辑严密，用语准确，声音洪亮，激情四射，具有很强的学术感染力和人格吸引力。尤其他在讲授《资本论》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时，我个人感觉，他对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运用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阐述，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。我在听课时使用一些自造的短语和符号，尽可能把马老师的讲课内容原原本本记录下来，自习课时间抓紧整课堂笔记，假期里再用横格稿纸重新抄下来。毕业实习结束后，我利用相对空闲的时间，在曹务奇同学帮助下，对照马老师的讲课录音，又把笔记中关于《资本论》序言的授课内容，用方格稿纸工工整整地誊抄了一遍（参见照片），由此使我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认识又上升了一步，并使我在工作中受惠一生。

我的学习笔记

三、周末宿舍的欢闹

三组男生宿舍是一个团结、活跃、和谐的团体。宿舍里先后有9人入住过。按照入住顺序，分别是：董树义，来自莱阳；崔建平，来自惠民；李炳国，来自东平；马传景，来自曹县；孙广军，来自费县；方明，来自高青；张平；于世良；袁新平，来自济南。

组长兼室长董树义，曾在北京当过卫戍战士，担任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和民兵连长，为人宽厚刚直，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，是我们组不折不扣的老大哥。经常他从外边回宿舍，都是先用脚把门轻轻踢开，跟着喊一句：“弟兄们，好开饭了！”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空军勤务学院，重穿军装，驻徐州，离临沂不远。那时临沂交通很不便利，我有两次去南方学习，都是打电话让他提前买好火车票，然后我坐汽车到徐州换乘火车。晚上吃着嫂子做的饭菜，住在他儿子的小房间里，第二天他再骑自行车把我送上火车。这份温暖和情谊我至今不能忘怀。

有时星期天，包括女生秦凤鸣、李晓鲁一起，我们全组会集体出游，或趵突泉，或大明湖、千佛山...。袁新平有一架只能拍摄黑白照片的120型照相机，每次出游，都给我们留下了充满青春活力的记忆。

我有一个土制卷烟器，利用入学前当过农村放映员的人缘，假期里从一些村队挑选到一些上好烟叶，切成烟丝并喷好香料，然后自制成卷烟，味道香醇。如此以来，把宿舍内本来不会吸烟的同学也都发展成了烟民。有时我把卷烟锁在写字台抽屉里，但挂扣较松，崔建平就找到了窍门儿---用铁丝从缝隙里将烟卷一根一根勾出来，然后大家分而吸之，被发现后又是一笑了之。

周六晚上都是各男生宿舍最宽松活跃的时候。打牌，下棋，喝酒，吹牛等等，不一而足。我们组则更有特色。晚饭时每人从食堂打一份大锅菜，再去洪楼饭店买两暖壶散装啤酒，费用AA。饭后开打扑克牌“保皇”，先有五人上场，其他人后备。赢方可以啤喝酒，输牌的则只能眼睁睁看着咽唾沫。牌桌上喧闹不止，有的悄悄偷牌、扔牌或者公开赖牌，不时发出一阵阵吆喝笑骂之声，经常吸引其他宿舍甚至外系的同学前来看热闹，观者如堵。

这种种轻松欢快的场景，至今令人心驰神往，回味无穷。只可惜张平同学过早离开了我们，令人痛心不已。

四、可亲可敬的师长

大学四年，教过我们的各科老师不下40位，管理老师也有好多名。任课老师们大多毕业于50年代，有着深厚的专业理论功底和丰富的教学经验。恢复高考后，他们一个个憋足了劲，要把十几年荒废的时间补回来，所以我们也就成了新中国高校中幸运的一届宠儿。

任课老师讲授的课程主要有：周之美、毛永林，政治经济学；臧泺源，辩证唯物主义；李树来，基础英语；林白鹏，帝国主义论；马家驹、陈乃圣，资本论；赵明义，科学社会主义；于惠棠，形式逻辑；巩丽泽，会计学；常健，统计学；常汝娟，经济学说史；刘洪钟、栾曙生，国民经济计划学；贾象珊，财政与信贷；王福英，工业经济学；白施义，农业经济学；赵植业，商业经济学；孔令仁，中国近代经济史；张宏、黄金平，世界经济；欧是，当代世界经济专题；胡世凯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；由其文，经济学专业英语，还有讲中共党史的杨老师、赵老师，讲世界近现代史的朱老师等，名字已记不起来了。

老师们的授课或管理各有特色，其中印象较为深刻的有：

臧泺源老师夏天习惯穿著大裤衩、圆领衫，踏着车胎凉鞋，摇着大蒲扇，宛然一庄户老头儿。讲到激动处，屁股直往上窜，引得我们的情绪也跟着起伏跳跃。

于惠棠老师浓眉大眼，普通话字正腔圆，且样貌酷似周总理。同学们议论，如果让他扮演周总理的话，可能都不需要怎么化妆。

孔令仁老师的一篇“《子夜》与中国近代经济史”的学术论文，几乎成了我们学习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辅助教材，并且吸引我专门借来茅盾的《子夜》，细细读了两遍。

刘洪钟老师经常戴一顶蓝色呢帽，穿一身蓝色呢料上衣，双手习惯性交叠捂在小腹上，上课前一句“今天啊我又去了一趟计委”的开场白，常常令人捧腹。

赵植业老师性情温和，处事缜密，爱生如子，曾是我们班赴青岛毕业实习的总领队，也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。在他的精心带领和管理下，我们班安全出色地完成了异地实习任务。更是由于他的精心指导，使我顺利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写作任务，并掌握了撰写经济学术论文的基本要领和方法。

曾担任系团总支书记和我们班辅导员的车贵老师，作风朴实，待人亲和，既是我们的老师，更像我们的兄长。山大经济系乃至后来经济学院的蓬勃发展，车老师功不可没。

季星如老师是我们经济系的首任主任，他温文尔雅，平易近人，关心学生，善于沟通，颇有长者风度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季主任以山东省政府顾问和省经济研究中心领导的身份，到临沂参加全省经济调研工作会议，我曾设家庭便宴，招待季主任和刚调任威海市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金志涛同学，感到非常荣幸。

马家驹老师不仅学术造诣深厚，而且举止高雅。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西装、领带、皮鞋一尘不染，白衬衫风纪扣始终紧扣，给人一种清高庄重、不怒自威的感觉。我对《资本论》课下的功夫最深，对马老师也自然格外敬重。1983年夏天我去北京出差，有几天住在车公庄大街6号北京市委党校，偶然看到有幢楼挂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牌子，立刻想到了马老师，赶紧打听着前去拜访。见到马老师，师生都很高兴，一直交谈了两个多小时，使我又受到了不少的教诲。

现在，大多数老师都已步入耄耋之年，衷心祝福他们健康长寿，能和我们再相聚下一个10年，20年。也真诚祈祷那些已故老师们天堂安乐！

过往大多成了烟云。但是我在bifa必发经济系77级度过的近1400个日日夜夜中，所经所见所闻的可大可小的凡人琐事儿，却像透人心脾的清泉，始终一点一滴地浸润在我的脑海里，直到永远。

转自：公众号文史楼